与改革开放同行梁衡“新闻四部曲”出版|听老

浏览次数:144 发布日期:2019-04-01

  本次出版的丛书包括《记者札记:没有新闻的角落》《评委笔记:新闻绿叶的脉络》《署长笔记:新闻原理的思考》《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共四册。《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是梁衡先生的新闻学术代表作,20世纪90年代推出后反响很大,成为当时的新闻入门必读书。这次出版的“新闻四部曲”在这三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讲述了从2000年到2006年底,作者在《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期间的策划和改稿记录,以及退休后为报纸写的部分时评,精选了作者任副总编期间对新闻工作的感悟和思考。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卢新宁在为这套书所写的代序中,认为“新闻四部曲”可以看作是梁衡先生的新闻传记,其中的《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初版和再版时,就是她自己手头的工具书,“小纸条竟随手夹满了书缝”。卢新宁副总编辑还在代序中分享了自己与梁衡先生共事期间所遇到的版面背后的难忘故事。

  梁衡是我国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在新闻方面有较多的学术贡献,如提出新闻的新定义、报纸的4个属性、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统一律”等理论。

  “新闻四部曲”可以看作是梁衡先生的新闻传记,《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则是他新闻人生中四分之一的断代史。

  我很幸运,见证了梁总新闻生涯的重要一程,我们在人民日报社大院里一起共事7年。作为部下,对梁总除了深深的敬意,还有一份浓浓的师生情——在那段日子里,谁没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现在已经是局级以上的干部中,当年因他的批评、退稿而抺眼泪的也大有人在。但又有谁没有从他那里获得过难忘的教益?

  记得梁总是秋天退休的,开会宣布的那天,他坦然说道“我心里像这秋色一样宁静,有一种交替换季的欣喜”。这句告别语,让我记忆犹新。报社大院的四季轮回,自此不再有梁总的身影,但之后编稿出报的日日夜夜,又总觉得他如在身旁。

  7年前,我接任评论部主任后,不止一次地跟评论员说,党报写言论不能有横气霸气,你们去好好学一下梁总的那一篇《“要”字牌言论》。

  又记起两年前,2015年2月19日,正是大年初一,忽接梁总的电话,说他“忍不住”写了一篇时评,题目叫《为什么不能用诗做报告》。起因是网上一则新闻。某市一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做的工作报告,竟是一首6 000 字的“五言长诗”,代表们也居然一致举手通过。而且该主任用“诗”做报告,这已是第二回了。两年来,上级人大、同级党委也无一人发话纠正。梁总忍不住出手,他从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分析了这种“诗报告”,如何有悖“形式伦理”,是典型的官员作秀。他借用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说这“惊人的一跳”,摔坏的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自己。最后指出,“此举也反映了我们政治的不成熟”。

  我看罢暗暗叫好,但又有些犯难,说别忘了今天是大年初一呀。梁总笑道,“是忘了放假,看来今天的爆竹声中,也只有我们师徒二人忧国忧民了”。三天后,大年初三,我值夜班,正好有版,又想起这篇文章。已经过11点了,我拨通梁总电话,商议最后定稿。折腾了一晚,却版面撞车,还是没有发出去。又拖了一天,稿子总算见报。不想,反响强烈,还引发了一场关于“官场作秀”的讨论,第二年该文即获首届鲁迅杂文奖金奖。大年初一写稿,半夜三更对稿,这个故事,颇能体现梁总的风格,“忧心为政,真情为文”。这时他早已不在其位,却还是初心不改。

  现在梁总的许多话,已成为新闻圈里的流行语。如“记者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评论是报纸的宝塔尖”,“画版先找眼,眼睛对焦点”,“未成稿时题为梁,成稿之后题为眼”,等等。这些道理我们新闻人人人心上有,却只有他才妙笔点睛上升为“公式、定理”。前几天看到微信朋友圈里传一张照片,原来是11年前梁总谈业务的一篇文章《编稿应多用刻刀,少用锉刀》,被制成一块整版,挂在一个报社编辑部的墙上。文中那句不能“把尖锐的观点磨成正确的废话”,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现在这本《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已经是第三次修订了,在它初版和再版时,就是我手头的工具书,小纸条竟随手夹满了书缝。许多名言警句也成了我传承薪火,指导年轻编辑的口头语。10多年了,“何故旧物到此时,处处仍发新青春”。我觉得真正耐读的不只是这本书,更是梁总这个人。

  一是精研业务。论身份,梁总先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后为《人民日报》副总编,是正宗的高干了。但他不以官为官,反以官而无学为耻。他曾有诗言:“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他还为我们评论版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居官无官官之事》。这是引古人的一句话,就是说做官的人不要太把官当回事。在任上,他强调以稿为本,带领大家认真办报。一次值夜班,他发现一篇稿缺少“新闻眼”,就半夜三更打电话追到银川、找到南京、问到南宁,转遍大半个中国。这种痴劲,谁能有之?居新闻官而又这样痴于稿,敬于业者,谁能有之?古人云,“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梁总能成为新闻大家和文章大家,就是因了这种不为官身所累,孜孜而求业务的精神。这在当今官场和业务场中真是难能可贵了。

  二是精研理论。他自喻“打着灯笼走路”,决不盲从。自入新闻行以来他从未停止过思考。他在《谈经典》一文中说,实践并不能指导实践,只有理论才能指导实践。他提出名记者的4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要有理论著作。新闻是“火花”而非“火光”,消息要“七分肉三分骨”,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文章的“三层五决”,等等。梁总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何止是“灯笼”,已成为新闻人照路的思想火把。需要特别感谢梁总的是,他的不少思考,当时就化为我们评论版上的精彩文章。他不分管评论,却与评论部结下了不解缘——自他调入报社至今,仅给“人民论坛”一个专栏,就写了34篇文章,为历任老总之最。当然,他也没少给其他版写文章。比如,虽不分管文艺部,却给副刊写了许多好稿。

  三是苦心积累。行内常说,新闻是易碎品,甚至新闻无学。但是你捧读《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却能感到它沉甸甸的,绝对经得起岁月的打磨。我和梁总一样同是从冷僻的专业拐入新闻口的,他学的是档案,我学的是古典文献。我感叹,梁总能将档案研究的方法用于新闻,将十几年前的版面、文章、标题,宝之无佚,边工作,边研究,理论与实践双丰收,实在令人佩服。说到这里,我真有点自惭不如,“忘了初心”,废了旧功。不徒这本《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新闻四部曲”中的前三本也是他几十年来,于记者、评委、署长等不同位置上的思考结晶。

  四是赤子之心。梁总在社内分管的最重头工作是记者管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中,除对记者的业务指导外,还有大量的编辑、策划、版面、夜班,甚至还有发行方面的内容,无所不谈,且资料满满。他又从新闻而辐射到政治、社会,如提醒官员答记者问时的“14个不要”,痛斥文化贴牌无异于自杀,甚至屡屡上书中央建言献策,书生报国之心跃然纸上。他在《用其力还是用其心》中写道,“用其公心,忧国忧民、不以权谋私;用其诚心,不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用其忠心,负责敬业、恪尽职守”,这里说的是用干部,又何尝不是谈人格呢?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功夫在诗外,梁总的这种境界早已超出新闻之外。

  正如梁总退休时感叹的四季轮回,现在我这个小兵也开始过着梁总当年那种改稿、熬夜、签大样的日子。长夜青灯,忽想起一个典故,当年桓温征蜀,见武侯时小吏,问:“诸葛丞相今与谁比?”小吏答:“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去后,不见其比。”梁总在时,耳提面命,亦不觉有异。梁总退后,怅然若失。

  编者按:梁衡同志一直高度关注《南方》杂志的成长与发展,并相继在《南方》杂志发表《吴县四柏》《说淡泊》《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文章为思想而写》等一系列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在社会上和读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和强烈共鸣。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奉上《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一文,与读者重温细嚼。

  “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已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代人永恒的记忆。

  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40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国门。“”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1978年,“文革”结束,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土里土气,笑线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手足无措。

  生活小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1978年10月,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武装的支持,停止他们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坚决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当时已74岁。”认错是痛苦的,但这更见一个伟人的伟大。

  而当时的普通百姓是怎样接触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1984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春风中慢慢融化。责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经济等,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

  1980年春,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销。我到山西五台山下一个小村庄里采访一位奇人。他在“”前即考上清华大学,却因出身不好,被退回乡里务农。他躬耕于农亩却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学两门外语,研究养猪技术。公社猪场连年亏损。改革春风稍一吹动,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我愿承包公社猪场,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罚。口说无凭,立个军令状,以此相押。”说罢将存折“啪”的一声,扣在桌子上。书记也豪爽,说:“如若有失,你我共担。”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大大盈利。这篇稿子见报后,一个月竟收到5000多封来信。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他就借势办起了养猪培训班。当地破格将这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为科委副主任。科学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来了。那篇新闻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

  还有更破格的。1981年2月,我去采访一个煤矿,矿长是学采煤专业的大学生,长期在矿上工作。我去时他正戴着安全帽下井。稿子见报不久,他突然被任命为省长。一届任满后又调任煤炭部长。那几年经我报道过的普通人,就有四人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那时,新人成长、重用,真正用上了那个词:雨后春笋。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期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40年前的1978年和随后的日子正是一个产生了巨人和奇迹的时代。

  当时虽然大力起用知识分子,但也只能用一小部分。你想,从错划,知识分子下放,到十年内乱再次打压,民间窝了多少人才啊。我们一个小小记者站每天挤满上访的人,有申冤的,有要工作的,还有申报发明的。他们以为报纸可帮他们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我突发奇想,提出“像开发矿藏一样开发人才”,组织一个人才开发公司,让他们自己解放自己。省政府大力支持,随即拨款40万元。这在当时是全国第一家人才公司,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

  那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想什么?强烈地想摆脱贫穷,要发财致富。长期穷的原因不是自然条件不好,也不是人懒,是政治上的束缚。本来经济发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趋,自通有无。这一招,早在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治齐就大见灵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也大得其利。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却弃之不用,还避之如瘟疫,防之如猛虎。当时国家供应短缺,农民卖一点自产品却要撵、要抓、要罚,人为地制造穷困。我那个家乡出煤,煤矿工人有钱但无肉吃。一日一青年农民就趁天未亮时背上猪肉到矿上去卖。突然有谁喊了一声:“来人了!”那青年慌急间剁肉,一刀下去砍在自己的左手上,齐刷刷断了四指。这就是那个春风未绿江南岸的黎明前时刻的悲剧。随着大气候的变暖,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当日便报纸脱销,甚至有人上门要加订报纸。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冰冻十年的市场,哗啦一下,春潮澎湃。晋南平原产芝麻,一个叫朱勤学的农民从收音机里听到城里副食店缺芝麻酱,就立即手磨一小罐到北京推销,一下拿到上百吨的订单,还带出了一个靠做芝麻酱致富的“麻酱村”。我采访时他拿出自己订的十几种报刊,大谈如何利用外部的科技信息、商品信息。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我很快在报上发了一个头条《听农民朱勤学谈信息》。

  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思想解放,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